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研究与推广
《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系列丛书》
一、《丛书》编纂的创新意义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人类创造的文化遗产和大自然神工鬼斧造就的自然遗产，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文化和自然环境。尤其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自然景观丰富多样，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拥有大量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成为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1985年，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从此成为这个条约的缔约国。从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到2010年12月，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取得了显着成果，已拥有世界遗产40项，包括文化遗产26项、自然遗产8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2项，在拥有世界遗产的数量上位居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并成为拥有世界遗产类型最齐全的国家，也是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在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同时，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是考虑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和人为破坏的威胁，许多国家和地区对遗产保护工作的不完善，以及各类遗产损失对人类社会的有害影响，而要求那些具有突出重要性的文化或自然遗产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而制定的。因此，作为世界遗产地，理应把“保护”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各个缔约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从国家政策、行政组织、保护措施、教育和文化行动、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具体提出了建议和要求，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和殷切的期望。
从中国世界遗产地保护情况来看，一些地方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比较突出。同时，中国许多遗产地处于地震、火山高发地带。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的青城后山、都江堰水利工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卧龙地区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通过出版《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利用文献所提供的珍贵历史信息，为更好地保护中国世界遗产，抢救、修复受损工程、寺庙和古建筑，复原和重构遗产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等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此前，有关中国世界遗产地的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相当分散，不易翻检查寻，给学术研究和中国世界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将中国2010年前已成功申报的40处世界遗产地相关历史文献加以汇集、疏理，并按一定的体例进行编纂出版，这不仅是中国第一次，也是世界各国中第一次将本国的世界遗产地相关历史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编纂并出版，这是一项具有重大开创意义的文化创新工程。
二、《丛书》编纂规模巨大
《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是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系列丛书的第一部。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系列丛书包括《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40册）、《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续编》（60册）、《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预选地历史文献丛书》（200册）三部分组成。
《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首批40册，2300余万字，即将于2011年8月底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续编》、《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预选地历史文献丛书》 三部分300册全部出齐文字规模将达1亿7000万字，堪称中国当代历史文献编纂集成之最。 这一规模浩翰的文化创新工程，必将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工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丛书》编纂体例严谨
中国申遗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位，同时也是申遗门类最全的国家。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等四类遗产全都具备，其中文化遗产的数量最多。因此，《丛书》在编纂时，首先按照文化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文化景观、自然遗产的顺序进行排列，而在每类世界遗产之下又根据各遗产地申报成功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编排。
具体就每一处世界遗产地而言，《丛书》又根据历史文献产生的时代先后顺序进行汇集编纂。其中清代及其以前的古典文献主要以时代顺序为主，近代文献主要以出版年代先后顺序为主。文献收录的时间上起两汉，下迄近代，解放后个别重要文献也在收录或存目之列。
每处世界遗产地的历史文献主要分为“古典文献”和“近代文献”两大类。《丛书》以清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文献为主，近代文献为辅，其中还包括部分国外学者所撰述的相关著述或中文译本，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所收录的每一种历史文献，我们在目录和扉面上注明其书名、朝代、作者、版本等信息。一些历史文献有多种版本，在资料搜集和编纂时，尽量选择时代较早或稀见的版本。对于较重要而限于篇幅无法收录的历史文献，《丛书》则以“存目文献”的形式按照作者时代先后顺序加以列出，并附于相关遗产地目录之后，以便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文献线索，并为编纂《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补编》奠定基础。
在编纂相关历史文献时，《丛书》将世界遗产所在地的地方志放在其他文献之首，主要是让读者对遗产地历史时期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譬如，文化遗产或文化景观遗产，《丛书》在辑录地方志时，主要辑录其中的地图、沿革、形胜、疆域、古迹、城池、寺观、园林、陵墓等内容；如果是自然遗产，主要辑录其中的舆图、沿革、形胜、疆域、山川、物产等内容；如果是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则自然与人文并重，既有沿革、古迹等方面的内容，又有山川、形胜、物产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大部分遗产地基本上集中在一个区域，但也有一些遗产地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如文化遗产长城、明清皇宫、明清皇家陵寝，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中国丹霞等往往分布在不同的省区，对于这种情况，《丛书》基本上按照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分别加以编纂，如文化遗产长城分布于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等十个省市，明清故宫也分别在北京市和沈阳市，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分布在贵州、云南、重庆三省市，中国丹霞地貌更分布在贵州、福建、湖南、广东、江西、浙江等六省，对于这种情况，《丛书》则按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汇集相关历史文献。其中如长城是按照从东到西所经过的省份进行排列，专门列出“九边总论”和“边镇合志”两类分别汇集相关历史文献。对于一些遗产地分布在同一省内的不同县市，如文化遗产福建土楼分布在福建的永定县、华安县、南靖县境内；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与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分别位于四川乐山市和峨眉山市内；自然遗产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分布在云南的丽江、怒江、迪庆市；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主要分布在四川的都江堰市、崇州市、邛崃市、大邑县、芦山县、天全县、宝兴县、汶川县、小金县、理县、康定县、名山县、马边县、峨边县等地；《丛书》在汇集相关历史文献时则不再以县市为单位作进一步的区分。
除了有关中国世界遗产地专门的历史文献著作而外，在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还有大量有关世界遗产地的单篇论述，这部分资料相当分散，不易检寻，但史料价值极高。对于这部分历史文献，《丛书》拟在以后的《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续编》中加以收录。
四、《丛书》编纂组织完备
（一）、学术委员会
主 任：范国强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常务所长、博士、研究员
副主任：张 柏 世界博协亚太联盟主席
于 平 国家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
李如生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
冯忠华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副司长
委 员：范崇嬿 国家文化部社会文化司原司长
陈晓丽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长
付清远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研究所总工程师
晋宏逵 北京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长
刘魁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陶文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遗产》杂志主编、研究员
谢凝高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教授
杨 锐 清华大学建筑景观学院景观系主任、教授
霍 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孙 华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
姚乐野 四川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教授
王挺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教授
李勇先 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二）、出版委员会
主 任：梁 衡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人民大学教授
副主任：陈 刚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楚建锋 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副巡视员、哲学博士
许乃青 上海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处长
委 员：韩建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
张天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总编
魏同贤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
董 岩 中央电视台社策划、专栏作家、博士
陈建华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
黄小石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
肖 平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
（三）、编纂委员会（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主 编：范国强 李勇先 王挺之
副主编：王晓辉 李伟山 钟刚毅 周 斌 楚建锋
委 员：（按姓氏笔划顺序排列）
王大厚 王 林 王挺之 王晓辉 毛丽娅 石 芳
成功伟 李勇先 李伟山 李 阳 范国强 周 斌
陈建华 施忠安 马嘉利 张 兵 张宝见 张辉辉
楚建锋 杨向飞 钟刚毅
五、《丛书》社会效益明显
《中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与发行，必将对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发现、保护、利用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已申世界遗产项目的审视作用
世界遗产具有二个基本要素，一是真实性，二是整体性。中国在2011年12月前已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达40处，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不少地方政府把世界遗产地当成旅游资源，盲目开发， 造假景观、假文物，破坏了世界遗产地的真实性与整体性，违反《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精神。这些地方应保护不得法，缺少历史文化依据， 很可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濒危遗产目录，亮牌摘帽，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 为中国40处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开发及时地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起到一个全面审视的作用。
2、对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激励作用
《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化丛书》（40册） 即将出版发行的消息，极大地激励了正在申报的60余处中国世界遗产地的积极性，他们纷纷与《丛书》编委会联系， 尽快编纂、出版《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续编》（60册），尤其是2011年6月入选世界遗产地的杭州西湖所在地政府更为迫切。《丛书》编委会计划在2011年9月出版发行《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40册）的基础上，再经二年的努力， 编纂、出版、发行《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续编》（60册），以适应社会各界的需求。
3、对预申世界遗产项目的推动作用
中国是世界最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称得上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项目的，可谓星罗棋布、丰富多彩。 作为国家文化创新项目的成长空间，《丛书》编委会计划在第三阶段，总结经验、加强力量， 争取用五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收集、全面整理历史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完成《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预选地历史文献丛书》（200册）的编篡、出版和发行工作， 推动全国各地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为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服务。
4、为中国世界遗产项目提供历史依据与研究平台
《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系列丛书》的编篡、出版与发行， 填补了本领域国内外历史文献系统编辑的空白，无疑为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申报与保护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历史依据，同时，也为科研单位、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研究的平台与历史文献的支撑。
5、为中国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大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系列丛书》的编纂、出版与发行，为中国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大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具有现实意义、富有创新精神、符合时代要求、符合政府目标、符合公众需求、符合国家文化创新工程一般培育类项目的申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