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网】4月5日是清明节假期的第二天，在大家都在享受惬意假日时，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常务所长范国强教授和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范仲淹研究会执行会长杨德堂带领中国范仲淹研究会访问团一行10人莅临商丘。访问团一行是从北京出发，经洛阳伊川、南阳邓州一路风尘仆仆赶到商丘的，他们还要从商丘出发赶至山东邹平。他们此行的目的在于追寻范仲淹在商丘的千年足迹，探讨新时期弘扬民族文化的创新之道。
在商丘，访问团重点参观和考察了应天书院，范国强为应天书院欣然题词：“崇德不倦”。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睢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卫东及商丘籍的部分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与范国强一行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交流。
“应天书院是一个特别有文化气场的地方”
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他23岁来应天书院读书5年，27岁中进士，39岁主持应天书院。他出将入相，政绩垂史，名节无疵，史称完人。
应天书院是北宋初年四大书院之一，而且是四大书院中唯一被升为国子监的，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独有的从民办升到国子监的典范。应天书院伴随了北宋168年的政治生涯，在1000年来中华教育史上的地位没有能取而代之的。史载，“州郡置学始此”，“天下庠序，视此而兴”。
春天的应天书院，院外碧波荡漾、垂柳依依，院内整洁肃穆、绿色宜人。一踏入应天书院，范国强就显得格外兴奋，他快步走进院内，一边走，一边对身边的人员说，太震撼了！太震撼了！没想到商丘的应天书院能坐落在这么一个钟灵毓秀之地，这是一个特别有文化气场的地方！
范国强对大殿内的万世师表像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后，转身走向了后面的范仲淹纪念堂。范国强一边走一边介绍说，范仲淹是千百年来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从全国范围看，用历史名人范仲淹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地方确实不少，有浙江建德、山东邹平、河南邓州、湖南岳阳，甚至河北正定等等。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范仲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是在商丘，他的传世名作《上执政书》和《明堂赋》均创作于商丘，范仲淹的思想主要形成于商丘，我认为这是有根有据的，这也是基于对范仲淹与商丘文化渊源的精准把握。
说到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的崇高地位，范国强打了一个通俗的比方，让记者记忆深刻。他说，应天书院在北宋时的地位，相当于现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是非常不得了的。范仲淹23岁起入学应天书院5年，39岁起执掌应天书院2年，这就好比，现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毕业10年后当上清华大学校长，这是史无前例的。范仲淹先后在应天书院7年，他又在商丘成婚、生子、侍母、置田，与商丘和应天书院的渊源可谓十分厚重，所以说，范仲淹与商丘文化的关系是全面研究范仲淹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要研究范仲淹的思想文化，缺少商丘或应天书院这段渊源和历史，显然是不完整、不系统的。
杨德堂研究范仲淹已经很多年，颇有建树。杨德堂说，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主持工作的时期，应该说是应天书院的辉煌时期。他来应天书院主持工作的第二年，正好赶上国家三年一次的大考——殿试，由于他的严格教育和长期的爱护，这次殿试成绩十分突出：学生王尧臣、赵槩被录取为状元和探花，后来都担任过宰相。在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个书院外的高人——富弼。富弼在范仲淹任职泰州时就闻其名，投靠门下。在范仲淹的引导下，富弼端正了科举的态度，被录为甲科，后来成为出使契丹和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也担任过枢密使和宰相。范仲淹站得高、看得远，培养人才、爱惜人才成绩显著，经他培养、推荐的高级人才比比皆是。
“范公精神是中国梦的原动力”
在谈到“范公精神”的时代意义时，范国强说，当前的中国正在追求国家崛起、寻求文艺的复兴，打造自己的“中国梦”。但当前的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迷惘，所以说，为“中国梦”寻找原动力很重要，这个原动力就是“范公精神”。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仁人志士为祖国、为人民奋斗不息，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这种精神文化恰恰就是系统的、平衡的、充满着辨证哲理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而“范公精神”就是“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的完美结合。
民本思想是范仲淹最重要的思想，立足于民本思想之上圆“中国梦”，这是最有时代意义的。杨德堂认为，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都深深地体现着民本思想。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任主持时，留下很多且很珍贵的“范文”，其中有《君以民为体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其思想成为他政治改革的主张，树立了盛世文化的典范，这些在当前仍具有时代意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百年来，这种“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精神，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人们前进的方向，这是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不懈动力。这种“忧乐天下”的精神实际上还体现着廉政思想，在当下，就是要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为民着想，不谋私利，真正做到“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无论廉政、吏风、经济、军事、教育、做官、做人等都有很现实的借鉴价值，他是今天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楷模。
“应天书院建设的主题应突出教育”
“做好应天书院的开发，比做100个房地产项目都有意义！如果商丘搞应天书院的开发，我愿意大力支持。”范国强感慨地说，他当了15年校长，办了一个民办学校，后来留给了当地，当地从中有诸多收益。“我来到商丘看到应天书院，从我本身的经历来说，我感到这里是搞教育的好地方，如果仅仅定位于旅游开发就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范仲淹为官一生建了2000多所学校，这在历史上至今无人超越。应天书院本身就是学校，在这里出了很多彪炳千秋的人物，商丘是一个出思想家的地方，应天书院建设的主题要突出教育功能。”
范国强说，邓州尝到了依托范仲淹搞文化的甜头，商丘应该高度重视起来，重建应天书院，但这绝不是建几座庙、修几座祠堂的问题，也不应是简单的复制，而应该将其建成思想教育的阵地、中华文化的宝库、廉政文化和青少年教育基地以及培养政治、思想家的文化阵地。将应天书院建成这样的一座高等学府，才符合时代的呼唤。
应天书院重建一定要集思广益，在争取国家投入的前提下，可以动员社会捐赠。应天书院在规划建设时还一定要考虑到建好后如何实现良性运转，范国强说，他有一个建议，就是实行现代的学校制度，成立董事会管理，如果这个制度行得通，他们捐的钱绝对不是小数目，这有利于书院的良性运转。当然，也可以考虑与北大结合，建北大的研究生院，实现“校院联姻”，共谋发展。
虽然范国强倡议实行现代的学校制度，但是他还提到整体建筑既要古色古香，又要有现代气息，实现形式的古和内容的新的完美融合，不可偏废。整个项目要实现经济价值和文化产业的完美融合，这才是应天书院的必然出路。
杨德堂提到，范仲淹参政“庆历新政”，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与东京(汴京)西京(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而应天书院在范仲淹主持期间最负盛名。基于此，应天书院在建设时一定要集文化、教育、旅游于一体，强调文化氛围，同时基于尊重历史又高于历史的原则搞规划，体现出大气和古韵。建应天书院绝非是恢复文化景点，这是一个文化构建工程；建书院绝非是建高楼，这里不但要有大楼，还要兼具培养大师的功能。
弘扬范仲淹精神是时代主题，搞好应天书院建设是商丘的当务之急，这是很多业内人士和有志之士的共识。范国强、杨德堂等专家的建议为应天书院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