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文化周刊6月1日、6月8日分别以《范仲淹，商丘的文化名人》和《以范仲淹文化统领应天书院开发》为题，刊发了两篇对张修起先生关于“商丘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的访谈文章。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对两篇访谈文章高度关注，第一时间在其官方网站全文转载。6月3日，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著名学者范国强教授在北京约见了张修起先生，就范仲淹与商丘文化进行了深入交流。昨天，本报记者对范国强进行了专访。

      “第一时间读到‘两篇访谈’，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记者：本报关于“商丘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的两篇访谈文章，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及时进行了全文转载。作为全国范仲淹研究的权威大家，又是范仲淹的后人，您对这两篇访谈文章中论述的观点如何评价？

    范国强：贵报发表的关于“商丘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的两篇对张修起先生的访谈，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等网站及时给予全文转载，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全国范围看，用历史名人范仲淹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地方确实不少，有浙江建德、山东邹平、河南邓州、湖南岳阳，甚至河北正定等等。第一时间读到商丘的‘两篇访谈’时，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不仅因为我是范仲淹的后人，更重要的这是一个历史名城的文化自觉，是商丘专家学者的厚积薄发。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前几天召开会长会议，进行了专门研究，准备对商丘的范仲淹文化研究和开发方面给予配合支持。

    记者：“商丘打造范仲淹文化品牌”是两篇访谈文章中张修起先生谈的主题倡议，您怎么看？

    范国强：张修起先生提出的这一倡议，我认为体现了三个精准把握：一是基于对商丘历史名城文化自信的精准把握。商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六朝古都、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历史文化名人灿若繁星。千百年来范仲淹是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两篇访谈文章对此有深刻的论述。张修起先生在注重文化内涵研究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以范仲淹为商丘文化品牌，是基于对商丘历史名城文化自信的精准把握，立意是高远的。二是基于对范仲淹与商丘文化渊源的精准把握。研究范仲淹，不仅要研究他如何“为人”、“为官”，如何“立言、立行、立德”，也要研究他思想形成的过程和背景，我一直认为这是范仲淹研究的重要课题。两篇访谈文章中，张修起、孙纲等专家认为范仲淹的思想主要形成于商丘，并做了有说服力的论述，我认为这些论述有根有据，是基于对范仲淹与商丘文化渊源的精准把握。三是基于对范仲淹思想文化影响力的精准把握。张修起等商丘的专家学者，着力发掘范仲淹思想文化的内涵，将其作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抓手和文化品牌，其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商丘应整合力量，着力对应天书院这座‘富矿’统筹规划与开发”

    记者：把商丘的范仲淹文化研究及开发，放到全国的大框架内来审视，您认为商丘缺少什么，或者说差距在哪里？

    范国强：10年前，我主编的《范仲淹研究文集》1至4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了20世纪中外发表的范仲淹研究论文300余篇。2009年，我续编的《范仲淹研究文集》第5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第一、二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上发表的论文。从上述出版物和其他文献梳理统计来看，涉及应天书院和范仲淹与商丘的专题研究较少。2009年11月，在第三届范仲淹国际学术论坛上，商丘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孙纲先生发表了论文《范仲淹与应天书院》，这是全国范仲淹研究的重大突破。与此同时，我也从教育学和教育史学的视角撰写并发表论文《试论范仲淹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与方略》，来呼应孙纲等学者的研究。

    记者：也就是说，范仲淹与商丘的渊源研究，学术成果还欠缺，尤其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还不够多。那么，您如何看范仲淹的商丘履历在范仲淹研究上的地位？

    范国强：我说两点吧。一是范仲淹与商丘文化的关系是全面研究范仲淹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范仲淹23岁起入学应天书院5年，39岁起执掌应天书院2年，先后在应天书院7年，他又在商丘成婚、生子、侍母、置田，与商丘和应天书院的渊源可谓十分厚重。而且，23岁至40岁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因此，要研究范仲淹的思想文化，缺少商丘或应天书院这段渊源和历史，显然是不完整、不系统的。二是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的教育改革与实践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块丰碑。范仲淹一生致力于北宋的教育改革，为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及后续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中，革新科举考试、广兴州县办学、力荐名师执教、实施经实并重、倡导义庄义学等等，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一笔。研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是中国教育史学尚待开发的一座富矿。

    记者：张修起先生提出“用范仲淹文化统领应天书院开发”的观点，您有什么建议？

    范国强：商丘应整合力量，着力对应天书院这座“富矿”统筹规划与开发。十几年来，商丘从地方到高校科研机构己集聚了一批研究人才，只要加以组织和科学的指导，必然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张修起先生讲得很有道理，范仲淹是商丘文化的一张名片，应天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不可多得的圣地。不妨思考以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为参照蓝本，加以统筹规划、全面开发，并与本地高校合作，使其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学教育的现代高地。

    北京大学闵维方教授（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曾跟我谈起，北大可创设“范仲淹研究院”。北大都有此念想，更何况是范仲淹思想文化的发祥地商丘呢？

        “‘范公精神’是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的完美结合”

    记者：曾拜读过您撰写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范公精神”》，令人深思。范仲淹的形象历经千年代代相传，尤其是他“先忧”“后乐”的思想光辉历久弥新，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和精神动力。

    范国强：范仲淹的一生，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疆为明帅，在庙堂为贤相，在文场为大家。这样的全才“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仁人志士为祖国、为人民奋斗不息，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感到一种文化的需要、一种精神的需要。这种精神文化恰恰就是系统的、平衡的、充满着辨证哲理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而“范公精神”就是“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的完美结合。

    世界是系统的，也是矛盾的。在莺歌燕舞、蒸蒸日上的表象下面，必然潜伏着众多矛盾与危机。古代先贤范仲淹告诫我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何等的眼光，何等的胸襟！千百年来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人们前进的方向，照亮人们的心房。这种“心忧天下”、“勇于担当” 的精神，是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不懈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