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范仲淹为北宋名臣，在历史上有多方面的表现而受到重视。其一，在政治上为变法改革、抵御西夏。其二，在教育上为倡师道、重兴学。其三，在学术上为弘儒学、重经术。其四，在社会上为创义庄、敬宗收族。其五，在文学上为开古文风气之先，并有词章文学传世。这些方面研讨者已甚多，不再分别说明。但毕竟仲淹及其时代所涉层面广，应仍有可发覆探微之处，若有新史料或由新角度来观察，当宜有可探讨之论题及发现。笔者于读书之际，记得仲淹幼孤贫而身体多病，然其后历任要职，责重事剧之余，尚能得六十四之中寿，故对其体病与生活等有所兴趣，因草此短文，大略陈述之。

二、范仲淹的体病

范仲淹在四十三岁时移官至陈州(今河南淮阳)通判，曾上疏乞将磨勘转官恩泽移赠考妣，疏中说出其自幼即多病：

窃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母，慈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断荤茹。

仲淹身世，论者皆知，二岁而孤，母改嫁长山朱氏，因以改姓为朱，名说，少年时在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后往南都郡学就读，历经苦读后而考中进士。是以少年时孤贫，体弱多病当与此有关。关于仲淹的体病，在《宋史》仲淹传记中仅说：“以疾，请邓州”，以及“初，仲淹病，帝(仁宗)常遣使赐药存问”，是仁宗皇帝对大臣的关切，也说明仲淹身体的疾病并非日常生活疏失偶患之小病。然则仲淹到底有哪种体病?可略作考察。

仲淹体病的纪录约当其四十六岁左右，仁宗景祐元年(1034)出守睦州(今浙江建德东)时，道经桐庐有诗《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其诗中二首的第一首言：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不道鲈鱼美，还堪养病身。

第二首诗言：

有病甘长废，无机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阍。

诗中已说到有病之身，但未说明到底是何病?二年后，仲淹落职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时，曾有昏倒之症，以后的几年在陕西边区抵御西夏时间为多，直至庆历三年(1043)，仲淹五十五岁时，人京为参知政事，并主持著名的“庆历变法”，推行改革的新政。仲淹知饶州吋年四十八岁，以后的六、七年间时有体病的现象，据其自言说：

窃念臣前在饶州日，因学行气，而有差失，遽得眩转之疾，对宾客忽倒，不知人事，寻医救得退。自后久坐则头运，多务则心烦。昨在延安，数曾发动。……赴任耀州，以炎热之期，历涉山险，旧疾遂作，近日颇加。头目昏沉，食物减少，举动无力，勉强稍难见于永兴军诸医官看治次。其本州公事，权交割通判发遣。

此段自道病况，是景祐三年(1036)四十八岁知饶州，康定元年(104。)五十二岁任陕西都转运使及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庆历元年(1041)五十三岁为户部员外郎、龙图阁直学士、知耀州(今陕西耀县)，这三个时期的体病情形。在饶州时曾有诗句：“每疏歌酒缘多病”、“人间祸福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自说多病与自喻衰翁，是接续此前的体病抑或是因“行气”差失后所导致?仲淹学行气不当，“遽得眩转之疾”，在宾客之前突然昏倒，显然相当严重。

行气出于道家气一元论的生命本原之说，以气为生命构成之基础，故欲延年益寿则须激发此本原，遂产生行气、导引等说法。行气指吐纳、服气、胎息、调息等，从《庄子》的“吐故纳新”，到葛洪的力倡行气，已完成道、医的融合及行气在中医学上的特色与地位。创立及发展导引行气的养生术正是道医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纳入中医体系中的部分。早在马王堆汉墓中有《却谷食气》、《十问》帛书，即记述呼吸调息以食气的方法，导引与行气往往互相配合。白魏晋南北朝至于唐宋以后，道家书及医书颇有谈论行气之说，成为养生、除病、长生的普遍认知。著名的《黄帝内经》中记载：

黄帝曰：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炳、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

据明人张隐庵的批注说病传是“邪”从皮毛而发于腠理，再人于经脉，再传留于五脏。“如邪人于藏(脏)，不可以致生”，因病体不同而施以不同的治疗去病之法，如“邪人于中(五脏)者，宣导引、行气以出之”。马元台的批注说：“病有不同，故治之亦异也。”即因不同之人、不同之病而有各种治疗法，如导引、行气、乔摩、灸熨等等，而各种疗治法也都有其要领及专门的方法。这些自有其专业的学习及训练，且任何一种方法及理论都颇为繁复与讲究。

仲淹“因学行气”，其为自学或学于何人?学习之情形等，因未见记载而不能得知。行气是为养生而去学习?抑或是自觉身体不适而欲学习以健身、治疗?也都无法得知。到庆历二年，仲淹五十四岁时，为请辞邻州(今陕西彬县)观察使，又言及身体之病痛说：

况臣懦旭之质，宿患风眩，近加疾毒，复多鼻衄，肤发衰变，精力减竭。

除去前面说到的体病现象是眩转、头晕、头目昏沉等，加上这里所说的“宿患风眩”，大体情况相同，就是头晕眼花，重者如乘舟车，甚至突然昏倒。中医对于导致眩晕现象指出有多种情形，如风火上扰、阴虚阳亢、心脾血虚、中气不足、．肾精不足、痰渴中阻等。至于致病的原因则有情志所伤、饮食所伤、失血、疲劳过度等，但以虚者居其八、九，伤脾而痰浊中阻亦能造成晕眩。笔者因不谙医学，无法多加讨论，同样地，鼻衄有风寒欲解、风热壅肺、胃热、胃中虚火、肝火犯肺、气血两虚等多种症候，笔者亦无法推断仲淹宿患风眩，又以“疾毒”而多有鼻孔出血的现象是何种原因?其时仲淹描述自身已是“肤发衰变，精力减竭”，因病而衰老之象，前一年则已是“头目昏沉，食物减少，举动无力”，风眩影响食欲，而食少也导致体虚乏力。

仲淹的体病还不止是“宿患风眩”，在《与石曼卿》书信中说因“朋友来欢，积饮伤肺”，饮酒过量而伤及肺。在《与孙元规》书信中说“肺疾未愈，赖此幽栖”，因肺疾而养病。在《与滕子京》书信中说“某肺疾尚留，酒量大减，水边林下，略能清吟”，以肺疾未愈故，而饮酒量小。肺病又是仲淹常提及的体病，而疾苦的状况，是在庆历五年(1045)仲淹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州)，时年五十七岁时所说：

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发，求去冱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医药，存养晚年。

可知肺疾已是多年之患，且是“每秋必发”，受秋天凉寒之气则必发作，因此要求离开西寒冷之地。肺疾发病应已有多年。又在同年改知邓州的陈乞表上说：“臣则宿患肺疾，每至秋冬发动”，看来应是多年患有的疾病。为方便就医，故而又说：“察臣之多病，许从善地，就访良医”，企望在河中府、同州(今陕西大荔)或京西襄(今湖北襄樊)、邓之间得知州之任。旋即受命往就知邓州，此即《宋史》所载“以疾请邓州”。仲淹体病与肺疾有关的资料大约都在六十岁稍前几年，罢参政而出守西北时。又言咳嗽恐与肺疾有关。书信中说：

某到忻、代病嗽，医药过凉，伤及下脏，淋痔并作，日夜苦楚，于今稍间而未止。

咳嗽病变主脏在肺，又与肝、脾、肾有关，因肺体清虚，不耐寒热，而肺主气，其气又贯百脉而通他脏，受不得外来脏腑病气。肝脉布于两胁而上注于肺，若肝郁化火，气火上逆犯肺而生咳。脾则为肺之母，所谓“手太阴肺经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胃主纳气，为气之根，若肺病及肾，肾虚气逆犯肺，即生咳、喘。故张景岳说：“咳症虽多，无非肺病。””病的病因、病机复杂，与咳嗽、淋、痔一样并不单纯，简略的描述实无法下诊断病，而笔者也无医学的能力来进一步分析。据前文中仲淹重复提及其肺病每至秋冬则发，又“病嗽”，仍无法出肺气失宣、肺失清润、痰湿热、肝火、肺阴亏、气虚等等，但不知何以会用“医药过凉致“伤及下脏”?结果发生“淋、痔并作”。淋病的五淋或七淋中，不知仲淹所犯为何种?大概是隋代巢元方所说的“由肾虚而膀胱热也”导致，如过服寒凉会致脾肾两虚，混浊不去，则有“劳淋’’之患。“痔”当指痔漏之病，痔久成漏，二者不同而有相关。痔又有内、外之痔，其病因是素积湿热、过食炙博、酒色过度、外感六淫、内伤情志、久坐远行，至于阴阳失调，腑脏本虚而气血亏损。以仲淹而言，似因治肺疾而“医药过凉”，“伤及下脏”而生淋、痔，其间的关系像是用药不妥而导致，然笔者却无法多加说明。

皇祐元年(1049)，仲淹知杭州，时年六十一。在杭州约两年，仍有患病的纪录，“余杭酷热，多在江楼。因病月余，以故久不奏记”。病患恐是旧疾，往日在西北燥寒之地易发病，而后到杭州湿热之处也易发病，似体病不易控制。在杭州是仲淹去世前三年余，到皇祐三年，调知青州(今山东益都)，病情似已不轻，当时年已六十三，而青州的状况是岁饥物贵、流民待济，又有寇盗之患，可说是事繁任重。e因病而加以事繁，仲淹遂请求调任颍州(今安徽阜阳)或亳州(今安徽亳州)之地。其上书中说：

今守东齐，方面亦重，救灾御寇，敢不尽心。而年高气衰，日增疾恙，去冬以来，顿成羸老，精神减耗，形体旭弱，事多遗忘，力不支持。……自臣抱病，勾管不前，上无分宵旰之忧，下无以逃尸素之诮。

由前一年冬在杭州时的身体状况，到青州事务繁剧，又有腹疾之病，e则更加深年老体衰之情’恐不堪重任而无力处事，故请求调任。朝廷亦悯其年老多病，于次年徙之往颍州，当时即抱病上道，然则于五月途经徐州而去世，享年六十四。

范仲淹四十八岁时曾因学行气而有差失，往后疾病就医药，但似仍未放弃以行气治疗，大约在五十七岁知邓州后，“亦依旧行气不废，且遣疾耳”。仲淹体病至少达时五年以上，而以行气调治体病恐亦随伴其病而终；对行气的认知与笃信体行系来自于传授或自学?恐难以得知。行气是道家养生之道，纳入医学后亦成为Et常养生以及治疾疗伤之法。仲淹略通医理，稍知医药养生，故清人陆以泜说历代宰相通医理者，自伊尹而后，仅唐代狄仁杰、陆贽及宋代范仲淹，至近代言历代医家，也列入狄、陆、范三人。据宋人吴曾所言仲淹曾欲为良医，其记事云：

范文正公微时，常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相位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艮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谓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则当然，良医之技，君何愿焉?无乃失于卑也?”公曰：‘‘嗟呼!岂为是哉!?#L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之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人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此段纪录虽出于小说笔记，但亦有参考之处，以仲淹之抱负胸怀，是存有大丈夫泽被天下、利救生民之志。为相已见其功业；而欲为良医，不免学习医理。仲淹对医学是有些学习，但未见到关于医学方面的专门论著，言及医学知识大多散见于书信之中，虽是生活日常中的谈论，但仍可看出其医学知识。

在医理方面与生活养生之道有关，仲淹在给其三哥仲温之书信中说身心与饮食的关系云：

缘三哥此病因被二婿烦恼，遂成咽塞，更多酒伤着脾胃，复可吃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忧家及顾儿女，转更生气，何由得安? 但请思之，千古圣贤不能免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 谁能主宰? 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将息!

信末还附言：“今送关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仲温因家事烦恼而患疾，至于饮食受到影响，故劝其宽心，毋须执溺于忧烦与身后事等，又以圣人皆不能免死、管身后事，人是由无中生来，也必将归于无中去，既无能主宰，也无可奈何，不如逍遥自在地生活。以这些劝说为前提，是要其看透人生，如此心气顺、五脏和，药食才皆能有效。仲淹书信中既言人生之理，也是养生的医理。饮食对身体病恙之人有其须注意之处，故又在给仲温三哥的信中叮咛须调节饮食，因脾脏恶湿，不得吃湿面、少羹汤，而宜食焦、蒸饼、软饭，又以道家所言宜食轻干物以益脾脏。仲温忧烦家事，因思虑伤脾，运化功能不健，食欲则不振，脾伤而津液运化无权，除产生内湿外，又可能凝聚为痰、为饮，病症中的呕吐、呃逆、泄泻等都与脾胃之疾有关。脾脏喜燥恶湿，因之于日常生活饮食中宜配合辅助以健脾，至于道家书所言即为养生之饮食原则，实已纳入于中医的理论体系中。

在生活中言及有防疫的方法，如水灾人疫恐生感染，仲淹提示用朮置于井中或水瓮浸泡，作为日用生活饮水，可以辟瘟。据《神农本草经》所载，朮为生于山谷之草，又名山蓟，“味苦温，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除热”，若作煎饵久食，可以轻身，且“延年不饥”。草有苍、白朮之别，大体多以白朮通用；朮草浸水以辟瘟或是民俗之法。又说浸朮于水则要用竹篮吊浸，不宜沉入水中泡浸，又是讲究之处。仲淹用灸养生治病亦有记载，要其兄仲温在气海穴灸三百壮(粒)则可益于身，而仲淹本人也曾“某在南阳，灸得五百，至今得力”。仲淹于五十七岁时改知邓州，此即所说的在南阳时，已患风眩、肺病之疾多年，因用灸治而有功效，故将此法提供其兄仲温，又再叮咛“须是多灸，仍服好药，方可图安”，灸气海穴大约是益气为主。养生的医理，仲淹不只与家人兄弟言，也与至交之友韩琦论说：

人之生也，分天地之气，不调则其气不平，气不平则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于十二时中，寝食之外，皆徇外事，无一时调气治身，安得而不为疾也?请那十日功，看《素问》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贵也，气须甚平也。和自此养，疾自此去。……宜少服药，专于惜气养和，此大概养生之说也。道书云：积气成真，是也。为节慎、补气、咽津之术可行之，余皆迂怪。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乱，宜无信矣!

仲淹此说重在调气，正与其学行气有关，使气能平和，否则“气不平则疾作”；少服药，是指病全靠药服，未必得宜，应习气养和，此则为养生之说，以道家“积气成真”即补气、咽津之术；至于道家其他关于气的修炼都属怪诞之论，至于神仙之说则更不可信，看来仲淹对道家说法是有所取舍。仲淹还推崇《素问》，以为是言大道类《三坟》之书，且以为其精妙之处非一般医者所能言。所说即日常生活中宜以调(行)气为养生之道，调气则是以道家的节慎、补气、咽津之术。节慎当指七情六欲的节制与谨慎，补气、咽津为行气的重要方法，如道书《行真先生服内元气诀》中所言的“服气”程序，补气、咽津是由丹田气海中升上的元气，吞服后再以意领气，沿任、督二脉运转，此即为行气。仲淹之行气大体不出于此，也因之如前文所言，主张在气海穴行灸，是为助气之通达。“积气成真”可以养生延命，以至于修炼为仙，不过，仲淹不信也不求神仙，而止于养生。

对医理与医方的了解自可呈现出仲淹对医学的认知，除上所述外，在覆尹洙《问医帖》的信中，虽言及“目疾”，但仍旧强调“须惜真气以补之”，对于目疾，以为不可急治，“急则伤之也”，要渐治渐退以愈，而若食补药不可性热，热则损目，宜用温和性补药。又于信中言及师鲁(尹洙)所要求的药与醋，对于醋说“大热损眼”，饮食宜淡，若不能，要用水和之而食，可“庶毒力”。”醋有多种，人药常用，以其“谷气全也”，醋与酒皆有助添药势的功能。对于儿科，仲淹也有了解，但不知药方及病情的内容，是仲淹本身所开付之药?抑或如何?未有具体的答案。”对于牙疾，仲淹有药方，韩琦因牙痛不已，仲淹去信提出用好的硫磺末来揩涂，疼痛即止，又恐是风壅疾，则用搜风药可治。硫磺，味酸温热，主治下元虚冷、寒泄、脾胃虚，坚筋骨、治头秃、疸痔癣、疥等，在药用上是损益兼具，似未见用之于治牙疾。其用之于揩牙止痛，或恐是偏方。风壅用“搜风药”，不知是否即“定风汤”?此剂治风热牙疼，喜寒恶热，以辛温药材散风，以咸寒药材驱热。仲淹在给尹洙的信中言：“合得花蛇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方寄上。”此药剂不明，而寄出的药方也未见，当与尹洙得病而赠药有关。

仲淹通医理、知药方，除本人用于养生与治疾外，亦用之于亲朋好友，但具体资料甚少，且记述不够完备，所得未多。仲淹并非医者，未必多能治疾疗病，如其子纯佑得病，也须“不住请医人调理，心闷可知”。故朝廷欲差往之荆南府，仲淹上表求依旧知邓州，说：“而又子有疾恙，日常忧虞，复困道途，仍远医药”，可知求医治病是为主要的做法，个人的医学知识仍是有所局限，未敢轻易自己看诊治病。

仲淹幼孤贫，读书长白山时生活清苦，以划粥断齑度日，人南都学社，“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仲淹)自刻益苦”，尚犹“往往餿粥不充，日昃始食”。青少年时清贫刻苦的生活习惯，养成其后俭约朴素的日常生活。三十八岁时仲淹母丧，家境仍清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然仲淹“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观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家庭生活清简至仲淹显贵时，生活仍如贫贱时，以至于“家人不识富贵之乐”。生活简约却能安贫乐道，前文曾举出仲淹在家书中劝三哥要“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又说：“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并言及个人经验是：“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凡见利处便须思患”。忍穷是由平生生活养成，持守大节而不沾小名，是清心节行之志。再由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见其“先忧后乐”之志节，此毋须赘言可知。“乐道白适”应是仲淹一生的生活秉持，所谓“须是以道自乐，荣利无穷，千古困人”，此即说于生也有涯而求无涯荣利，若不能以道自乐，实是千古困人之心患。于交游友朋间常以此相勉，困顿苦厄时，“惟君子为能乐道，正在此日矣!”“安仁乐道”为誉高明，“砥砺名节”为副知己。因能持节立志，故于生活中不难白乐、自得，如其出守睦州时，山水风光与琴诗之会，“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其他诗琴茶酒之会，山川自然之美，僧道逸士之友，书画金石之赏等等，是仲淹除公务外最主要的生活情趣与兴致，实在也是中国士大夫传统之生活的一面。生活有雅兴情趣，当能自乐自得，仲淹说：

而水石琴书，日有雅味，时得佳客，相与咏歌。古人谓道可自乐者，今始信然。

道可自乐者在此。日常领会自得白乐，在居处之间是：

端居萧索，惟道可依，日扣圣门，所得多矣!某此去南阳，亦且读书。涉道贵深，退即自乐，非升沉之可摇也。

因能持节守志，生活中心有主宰，当“非升沉可摇”，及遭贬落职时，“当时满朝见怒，惟责己乐道，未始动怀”。仲淹的白乐不止在日常生活情趣的自得中，也在于仕宦生活的名节守道之中。

生命在仲淹看来“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自然肉体的生命归诸于天命所成，甚至生命中之穷达祸福，道之行否臧显，往往亦有难知之天命，“欲一问于苍天，天杳杳而谁穷?”“叔宝多病兮，一朝已而；颜子不寿兮，厥灵何之?神茫茫兮安问?天杳杳兮曷司?”因祸福不测，天寿难之，仲淹不免说出“死生惟命，幸无伤轸”之句。而对于好友尹洙病危临终之际，表现略无忧戚，叹说：“庄老释氏齐死生之说，师鲁尽得之，奇异奇异!”是对生死的明透达观始能至于此，除服膺齐生死之说外，又何以对待人事、天命之复杂变化?仲淹说：

然人事多端，天假手于人尔。奉忧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参差，无以为力，奈何奈何?穷达荣辱，人事分别，至终岂复异哉?惟信道养性，浩然大同，斯为得矣!

执守其道而养生，心存浩然之气而能函容万物等齐自得。故而又说：“养生俟死，此其志也。”这是仲淹罢政后，体病恙疾屡作，不欲任繁剧之职差，因而“即有丘园之请，以全苦节”。

仲淹“乐道自适”的另一说法不妨是“信道养性”，其“道”也应是“先忧后乐”之抱负与胸怀，如仲淹曾作《四民诗》，对社会中士、农、工、商各阶层都有其关怀，尤以身为士人是“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由此根本出发来复兴大道，评议士人之弊是“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由此即可知仲淹之“道”乃落实于儒家仁义忠孝之道，也即是士大夫之本分；若守本分、知天命，应即可“乐道自适”矣!

仲淹有一阕词《剔银镫》，读来颇有意思，多少可反映对人生某些观点与情怀。词句如下：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事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旭悴。

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

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四、结语

在前言中已说及范仲淹的功业与贡献有多方面表现，因之对其了解也应由多方面着手；本文所论不过为一小部分。仲淹历任边防要职，对当时西北国防、战守之策有重要的贡献及历史地位，亦曾主政中央，施行变法改革，虽变法未成，但展现宋代士大夫从政之积极精神与理想抱负的实践。以这两方面而言，都是任务繁重、事情急剧的工作，极耗精神及体力，这也都影响到仲淹的身体之疾。但若从其自幼孤贫出身，又在求学时生活清苦之极来看，恐以至于营养不良，早即造成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在人仕为官之后，家庭生活简朴之至，有如清贫，似乎太过于刻苦；然其却不吝于周济，乐善好施，正可见其人格与胸怀的特色。

仲淹约在近五十岁时即有体病的纪录，往后至去世十余年间经常抱病，主要的体病是风眩、肺疾，间有鼻衄、腹疾、淋、痔等，因有宿疾发作，也有因行气、用药欠妥而引起。仲淹有医学知识，对医理、药物略有所知，亦知养生之理，尤其长年以行气养生。这些医学养生的知识对于仲淹的体病能起何种作用?由于具体且完整的数据未见，如同其体病一样，尚不能有稍多的分析，而笔者的医学所知也无能多作论析，故仅能就史料所载稍加说明而已。但笔者以为仲淹自幼体质本差，日常生活又较清苦，加之重责剧事，都对身体健康有所影响，若非仲淹能乐道自适，胸怀高远，又略通医学，知行气养生，其得寿恐怕还要少些。

（作者：王明荪，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